从民营企业到公众公司：成长的烦恼困扰华为

    在内忧外患中，华为能否迈过从民营企业到公众公司这道门槛
　不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是否愿意，这个年营业额超过200亿元的恐龙已经日渐成为灌木丛中最显而易见的目标。
　关于华为的林林总总的报道充斥媒体。在过去10年一直刻意与媒体、公众保持距离的 华为，在多年的高速成长后，其公众化的步伐已不可逆转。
　华为走过的是一条怀疑、猜测与成长并存的路，任正非以理想主义和军人般的铁腕掌控着华为，使得过往的争论激不起任何回声，但这些声音仍然在华为内外无声地传播。
　看上去华为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今年上半年，华为营业额已达到1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其中海外业务收入更是达到3.6亿美元，继续保持60%的增速。
　但对手也在快速成长，距离其最近的国内对手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代码为000063)，今年上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幅分别达到了48%和45%，而公司9月下旬发布的公告称，预料今年1～9月份净利润的增幅将达到50%。
　与此同时，华为在海外第一次遭遇了专利的狙击，在国内则仍然身陷上市的难局中，谁将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也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以一个民营企业来衡量，华为已经过了许多道坎，现在过得了公众化这道坎吗？
　决战无线
　华为的低徊，业界普遍认为，最大的失误是在无线业务上。在小灵通、CDMA领域的“双发失误”，加上对3G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不仅使得对手直接得分，同时也将华为拖入了“现金泥沼”。
　虽然华为并未公布具体统计数字，但知情人士透露，无线业务部门去年已经成为华为的亏损大户，净亏损在4亿元以上。从1994年以ETS450(一种模拟制式的无线接入系统)切入无线业务至今，华为的“无线之路”历时近十载，其间的起落颇耐人寻味。
　作为华为切入无线业务的第一步，ETS450还算成功，目前该业务已经发展到了40多万用户，并且成为“村村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乎同时启动的CT-2业务，却由于中国电信已经决定采用GSM制式，在1996～1997年间就被彻底尘封。
　1996年，几经争论之后，华为决定挥师GSM业务。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华为的GSM产品最早也要到1998年才能进入商用，预计届时国外厂商应该已经完成了“圈地运动”，留给华为的可能只剩下一些边角地了。但任看准了“无线世界”的未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入。
　华为常务副总裁、无线业务部总裁徐直军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表示，现在来看“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目前华为在国内GSM市场上的份额虽然还不足两位数，但锻炼出的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却为其雄心勃勃地进军3G(第三代移 动通信)市场奠定了基础。
　任对于3G的野心，显然并不仅仅在中国市场上，实际上，他把3G视为华为大踏步进逼国际顶尖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关键性战役。
　这位50多岁的退伍军人，把整个公司1/3的研发力量，投入到当时最为主流的3G标准WCDMA产品的研发上。从1995年华为就开始技术跟踪，1999年正式进入“临战状态”。而对于其它两种3G标准，CDMA2000以及TD-SCDMA，华为显然有所保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大唐和西门子联合提出的TD-SCDMA标准，华为的关注更是一直只停留在技术研究层面上。
　在这样一种取舍策略下，放弃“小灵通”也就不太出人意料了——当年的华为并不缺少现实的增长源，故对于这样一种过渡性产品并不放在眼里。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徐直军承认，华为当初没料到“小灵通”的市场会做得那么大，延续时间这么长，但他坚持认为，这只是一种战术失误，从战略上来看，则未必是失误。
　的确，不管是从信息产业部已经组织的两轮测试，还是中国移 动组织的测试来看，华为在WCDMA领域，都已经紧紧咬住了“第一阵营”。一旦这一市场顺利启动，华为可望大有斩获。
　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中国迟迟不对四大电信运营商发放3G牌照，显然增加了华为的现金损耗——每年十几亿元的投资，如果没有运营现金流来反哺，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企业而言压力都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3G政策的迟迟不决，显然打乱了华为对节奏的控制，不管是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上。
　在国内，最为明显的就是中兴和UT斯达康的崛起。1999年，中兴的营业额只有华为的1/5多一些，但到2002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2。以今年上半年为例，移 动系统和终端产品已经占中兴总营业额的2/3，其中“小灵通”系统设备和手机显然居功至伟。
　而UT斯达康的悄然疾进更为迅速，这个八成以上收入来源于“小灵通”的企业，去年的营业额已达9.8亿美元，净利润更达到了1.08亿美元——这个数字与2001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而据毕马威审计,华为公司去年的净利润也同样为1.08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缩水了58%。
　这两家公司显然正在通过“小灵通”这种并不具备太大技术增值空间的业务获得的现金收益，来培养自己在未来3G以及光通信等业务方面的竞争力，从而将“战术成功”不断地转化为“战略逼近”。
　目前，华为已经悄悄杀回小灵通市场，其手机也已经面世。但这仅仅是其纾缓压力，并试图借此切入手机市场的一种试探而已，不足以左右棋局。
　对华为来说，孤注一掷地投入3G,放弃“小灵通”，最终是否会铸成大错，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中国的3G时间表，也取决于3G标准的最后确立。
　鏖兵海外
　任正非能否赢得时间？可能的答案，不仅系于无线业务的未来，更依赖于华为拓展海外疆土的步伐。
　无线产品在2002年就已成为华为出口额最大的单一产品。以CDMA2000产品为例，徐直军告诉《财经》，去年这一业务能够实现正的经营现金流，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海外订单，而国内市场则由于华为在中国联通的窄带CDMA项目上失意而受损。
　2003年8月29日，华为和西门子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双方斥资1亿美元共同研发TD-SCDMA无线系统。据悉，西门子目前160多人的研发队伍，以及相关专利，都将被纳入合资公司，华为上海研究所和北京研究所负责开发TD-SCDMA系统及终端的几十人也将并入合资公司。
　徐对《财经》表示，华为与西门子就组建合资公司进行的谈判，最迟也将于10月落定，随后将报政府正式审批，预料在2004年初就可以提供商用的TD-SCDMA产品。
　业界普遍认为，华为挥师TD-SCDMA标准，除了预防“小灵通”悲剧重演之外，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刺激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因为政府高层不断暗示，在中国自有的TD-SCDMA标准得以成熟之前，将不会正式启动中国的3G进程。
　9月17日，华为又与欧洲著名的半导体公司英飞凌科技公司，宣布分别投资2000万美元，合作开发低成本的WCDMA手机开发平台。据悉，华为希望把即将于明年推出的简化版的WCDMA手机，控制在目前CDMA手机同等价位水平，从而打破此前关于WCDMA手机终端价格“高高在上”的看法，以此激活市场。
　在双管齐下的背后，凸现了华为对于中国3G时间表真实的焦虑。据悉，华为在去年就已经开发出可以商用的WCDMA版本，但由于这些版本每年都必须进行技术升级，因此，华为必须持续不断地投入，才能始终保持在“第一阵营”，从而具备全球竞争力。
　中国3G进程的延后对于华为造成的压力不仅是时间上，也来自技术层面。日本、欧洲的WCDMA设备制造商们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商用以及预商用试验，以完善产品的技术性能。据称，华为也曾经向包括信息产业部在内的决策部门上书，希望允许华为在特定城市，进行规模在1万用户左右的WCDMA预商用试验。一旦这一制式与未来的国家3G政策相冲突，华为承诺承担相应的拆除以及补偿费用。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高层的认可。
　“不进行商用试验，我们怎么向海外运营商推销自己的产品呢？”在华为，无线业务部的一位中层对《财经》抱怨说。
　自1995年华为决意进军海外市场之后，其海外业务迅速扩展，公司常务副总裁、国际业务部总裁徐文伟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目前华为的产品已经销售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已经实现了整体盈利，度过了国际化最为危险的时期。
　作为中国率先进军海外市场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华为对于海外业务投入甚巨，同时也期待甚殷。徐回忆起华为初出国门的苦涩，至今仍然有些唏嘘。当时华为在海外一些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甚至连统一着装都没有，待遇也不比国内高多少，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企业，更多的靠企业员工的自我奋斗和牺牲精神。
　任正非对于海外这块，很多时候更是亲力亲为。据说，任每年大约有1/3的时间在海外，即使在国内，也有不少时间花在接待海外来的政府要员以及重要客户上面。2002年5月的埃及空难中，当时在突尼斯工作的华为员工吕晓峰得以生还，任打电话多次慰问。后在访问突尼斯的三天期间，还亲自带着吕去买了一身西服，这让吕大为感动。在阿尔及利亚大地震之后，任也亲自驱车到香港机场，迎接从灾区返回的员工。
　在徐文伟看来，目前华为的国际业务，除了一些新开拓的市场仍然存在亏损，大部分地区经过多年耕耘，已进入快速成长期。预计华为今年的海外营业额将超过10亿美元，而去年的数字为5.52亿美元。
　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话，这就意味着，来自海外的营业收入将占到公司整体营业额的1/3左右，接近了华为在两三年内实现35%～40%的营业收入来自海外的目标。一位华为员工曾将华为与韩国三星对比：“既然他们能够从美、欧、日的包围圈中突围，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专利之困
　中国企业每隔几年，都将演绎一出所谓的“情结”，以前是“500强”，现在则变成了“千亿元门槛”。的确，当华为、联想这两个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科技企业都在200亿元的区间像幽灵一样游荡了两年之后，人们的疑虑也在积聚着。联想营业额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到了一位数，而从2000年到2002年，华为的营业额也只是从220亿元增长到了221亿元。
　如果说联想将主要突破口选在了国内多元化的话，华为显然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国际市场多元化道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华为正循着一条任正非最为轻车熟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策动着海外杀伐。
　目前，华为的客户已经从印度、泰国发展到德国、法国等，电信运营商也发展到西班牙TELEFONICA、英国电信、沃达丰这样的世界级运营商。按照徐文伟的说法是，华为终于进入了这些主要运营商设备采购的“SHORT LIST”(即进入最后角逐的“短名单”)。
　但是今年春节期间，思科对华为的专利诉讼(参见本刊2003年2/3月号《思科之诉》文)，显然为这一进程投下了些许阴影。虽然华为很快宣布与3COM组建合资公司，通过3COM在北美销售路由器等数据通信产品来保住市场，但高悬的专利之剑无疑已成为华为海外拓展的最大障碍。
　而在TD-SCDMA领域，华为之所以选择西门子作为合资对象，知情人士称，主要还是因为西门子拥有比任何其他厂商都要多的核心专利。因为华为显然不愿意把TD-SCDMA的目标仅仅锁定在国内市场上，类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人口相对稠密的国家，都是潜在市场，组建上述合资公司，显然是规避潜在的专利纠纷的最佳捷径。
　但华为的麻烦还不仅在此，在海外，华为被指责为“抄袭者”，而在国内，华为却为如何保护自己的专利以及商业秘密绞尽脑汁。按照华为负责研发的常务副总裁费敏的说法就是：“上面是盖子，下面是漏斗。”
　以对研发的重视程度而言，国内企业中的确难有与华为相比拟者。在1998年华为公司通过的《华为公司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六条中，就明确规定“我们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的比例”。实际上，近几年来，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都一直保持在12%以上，而国内很多企业的这一数字还不足5%。
　不过，最近曝光的华为公司起诉原员工创办上海沪科公司一案，还是使得一直在业界传扬的话题正式浮出海面。
　据悉，王志骏、刘宁以及秦学军都曾在华为公司光网络部门工作，后三人于2001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的沪科公司，从事光通信产品的研发。2002年10月，该公司被UT斯达康收购；同年11月，三人在斯达康公司所在地杭州被拘捕。
　华为方面称，这三人已经涉嫌盗窃商业秘密，仅在其住所搜查到的带有华为公司明显标志的机密文件和资料，加上电子文挡，“有上万页之多”。而三位被告的代理律师及其家属则拒绝上述指控，记者曾致电UT斯达康，但还未得到相关答复。
　由于整个案件尚处于补充侦查阶段，其细节还难以详知。但这一事件显然刺激了华为敏感的神经，此后，华为开始了强化信息安全措施，而一些措施更被一些员工指为“严苛”。
　早在1995年，华为就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部，负责专利以及商标等有关事务。到了2001年底，公司又成立了更加专业的信息安全部，专门强化内部的保护商业秘密和专利工作。
　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华为公司信息安全部部长郭世栈表示，公司已经发布了《信息安全白皮书》。新员工进厂要拿出半天的时间专门培训。而在日常工作中，公司执行严厉的“最小授权”原则，就是员工要接触任何与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不直接相关的材料，都必须获得特别审批。员工在上班时间，使用私人信箱被禁止；就是公司副总裁，也被禁止携带笔记本电脑上班。一些员工也对记者抱怨说，有一天上班，突然就发现机箱后面已经多了一个“黑匣子”。
　对于部分员工的反感，郭无奈地表示，信息的安全保密性不可避免地与共享性存在矛盾，但今后仍将考虑进一步强化信息安全措施，以增加商业秘密外泄的难度。
　华为与前员工最终诉诸法庭，在业界看来是一种必然。离职员工虽然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执行“竞业禁止”的原则，不过实际上很难完全做到。华为前员工出来组建公司的很多。据称，华为对于这些公司还从未以违反“竞业禁止”原则为由提起过任何民事诉讼，大抵还算宽容。但沪科案件，在华为看来，显然超过了可以忍受的底线。
　“期权”运动
　这一底线是什么？是沪科把自己出售给UT斯达康这一华为的新劲敌吗？虽然华为极力否认这一点，但知情人士分析，更为刺痛华为神经的，恐怕还是200万元人民币外加1500万美元UT斯达康股票期权这一收购价。一旦这笔交易得以顺利完成，就意味着这三名嫌疑人每人将获得4000万元人民币的收益。
　要知道，现在港湾网络的创始人，当年被称为“华为第一天才”的李一男，在华为整整呆了七年，是华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最年轻的董事会成员。他在2000年底离开华为时，也仅仅获得了1000万元左右的分红，只及这个数字的1/4。
　一旦这笔收购得以完成，就意味着华为现有的人力资源激励措施，将面临空前的考验，华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对《财经》表示，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示范”。“做个两三年，出去开个公司，转手卖个几千万，华为的技术骨干还有谁愿意留下来一年到头苦干？”
　恰在今年5月27日，华为公司原创业元老刘平，也因期权价格问题，在深圳对华为提出法律诉讼，华为以“虚拟受限股”为核心的期权激励制度，也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7年9月，华为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正式获工商局核准，注册资本为21000元，任正非等六人均持有1/6的股份；到了1991年11月，华为正式提出将公司性质变更为集体企业的申请，并于次年六月份获准。此后，公司就开始推行全员持股制度。
　到了1997年，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前夕，华为的注册资本已经增加到了7005万元，参与持股的员工人数也达到了987人；在公司按照新的规定进行重新登记后，注册资本增加到了27606万元，股东也变成了深圳市华为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05%)、深圳市华为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33.09%)以及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61.86%)。
　此后，华为将全员持股制度进一步推开，员工可以以每股一元的价格购买定额股票，并享受分红，从而成为员工工资和奖金之外的第三种激励手段。
　在这一期间，美国HAYS咨询公司，也开始通过建立任职资格评价体系，介入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2000年，华为聘请IBM公司重新改造原有的业务管理体系。
　随后，华为又聘请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来负责公司的财务审计。2001年，在重新对公司净资产进行审计的基础上，华为聘请国际著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滔睿咨询(TOWERS PERRIN)，以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将原来的内部股改造成现在的“虚拟受限股”。
　虽然在新旧制度交替之间仍有瑕疵，但这种制度设计，已经与西方众多公司上市之前的期权激励制度保持了一致性。根据这一设计，从2002年开始，员工可以分四年，每年分别行使1/4的期权，行权价格为当年公司最近的每股净资产。不过，高层的行权时间则长达10年，而且有更为严苛的附加条款。
　但是，这种以净资产增值，而不是分红为主要激励手段的制度设计，在华为业务处于相对停滞期的时候，功能正在日渐弱化。根据统计，在1999年的时候，华为的净资产约为4.1亿美元，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2亿美元，2001年更是进一步增加到13.0亿美元，但到了2002年底，净资产反而比2001年底略有下降，约为12.6亿美元。
　华为人力资源部的有关人士认为，前几年那种大幅增值并非一种常态，实际上，目前这种平缓时期的激励机制仍然是合理的。
　有消息说，华为公司将拿出10亿股，以每股2.74元的价格向公司核心骨干发售，平均每人认购额度为100万股。其中员工自己出资15%，其余部分由华为担保，以员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
　公司方面承诺华为将在三年后上市，上市三年后此次认购的股票方可逐年兑现。但对于这些说法，华为照例是不做正面回应。不过对于很多华为人而言，上市进程的确是一个格外受到关注的话题，因为一旦溢价发行，这就意味着多了一条可以期待的“光辉之路”。
　谜团难解
　关于华为的上市进程，一直是传言颇多而且真假莫辨，但随着市场形势的吃紧，上市对于华为而言，已经越来越具现实价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速的减缓对公司现金形成压力。一位华为高层人士就半开玩笑似地对《财经》说，要是3G政策还没有进展，每年要投那么多钱，还不如干脆卖掉算了。
　实际上，知情人士指出，无论是2001年以7.5亿美元的价格将安圣电气出售给爱默生电器，还是2003年3月份与3COM的合资，对于华为最终直接进军资本市场，都是一种积累的过程。
　2001年出售安圣电气，是中国迄今为止民营企业对外资金额最大的一起出售交易，最直接的结果是，华为在2001年底拥有的现金达到了12.7亿美元，而2000年底华为的现金仅为5.2亿美元。而华为的资产负债率被控制在50%以下，显然也与此桩出售不无关系。
　虽然47%的资产负债率与大唐电信(600198)和中兴通讯的65%与64%相比要低得多，但华为在3G和海外拓展方面的双重投入也要远大于上述两家公司。一旦3G进程迟迟不决，发展与生存这对老矛盾将重新摆在华为面前。
　任正非不会愿意把砝码都压在债务融资上。两年多前在日本访问期间，对于日本企业遭遇到的十年阵痛，任最大的体会之一就是这些企业的债务过于沉重，使得再生过程异常艰难。华为出售安圣电气，显然有在冬天来临之前准备“余粮”的意味。
　在华为看来，中兴和UT斯达康之所以上升势头迅猛，除了业务结构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资本市场。以中兴为例，2001年3月份，通过增发5000万股新股，成功募集到了16.35亿元的现金，使资本负债率从70%降低到57%，并随即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
　虽然今年以来，电信市场已经回暖，但正如华为一位内部人士所言，以前那种“暴利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企业必须适应一种长期界于“暴利”和“微利”之间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华为要继续上台阶，完全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就远远不够。毕竟，华为的家底仍然不够厚实。以去年年底手头拥有的现金来计，华为只有摩托罗拉的1/8左右。
　正因如此，虽然华为至今仍未确立上市的主承销商，但是大部分业内人士相信，华为上市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可能还很难评估华为的市值会有多少。2000年，《福布斯》杂志推出中国富豪榜时，对华为价值的认定是高盛给出的100亿美元；而如果按照2001年出售安圣电气时的估价，当时安圣电气大概占到了华为整个营收结构的1/10左右，这样粗估其价值应该在70亿美元左右。
　换一种方法计算，目前中兴通讯和UT斯达康的市盈率都在20～30之间，以华为去年约为1亿美元的净利润计算，基本上也在20亿～30亿美元这个区间内。
　不过，由于华为去年处于最低谷，上述估计可能会有些偏低。业界普遍猜测，按照中国3G进程，以及整个资本市场的复苏情况，华为可能的上市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明年下半年，更大的可能会在2005年甚至更晚一些时候。
　一旦上市按照上述进程推进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到2004年10月25日，任正非将进入自己的花甲之年，在他之后，谁能取而代之？据说，任曾经在一些场合半开玩笑似地说：“华为什么时候上市，我就什么时候退休。”其中隐含着不愿与投资界过多接触的弦外之音。
　据说，两年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带领一个投资家团队来到华为，任只派了负责研发的常务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
　没有人能够想像没有任正非的华为是什么样子。虽然任本人仅拥有华为1.07%的股权，以净资产计，还无法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0名，但没有谁能够像任正非一样，用15年的时间，创造出这样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但却忠实于自己的“有着缺陷的伟大企业”。
　很多人都可以指出华为的缺点：封闭、文化过于僵化、毁誉参半的市场手段、过于浓厚的领袖崇拜色彩，但没有一个人否认，华为的成功同样是令人目眩的，不仅无法复制，而且总是令人喜忧参半。
　在业界，最被看好的接班者是现任华为公司董事长、常务副总裁孙亚芳。现年48岁的孙出身于工程师，1999年接替任正非出任公司董事长。在公司，孙主要负责市场、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而任则更专注于战略。孙的优势是同样技术出身，而且性格上也颇具亲和力。
　但也有人认为，孙的缺点是过于温和，在战略能力方面略有欠缺，因此可能更适合做“第二把手”这样的执行者，因为要接替任的位置，需要的不仅是资质和耐心，更需要勇敢和决断力。
　在华为内部，另一个被广泛猜测的人选是现年39岁的现任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郑宝用，他同时也是华为总工程师。多年以来，郑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排名，都仅次于任正非和孙亚芳。这位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的理学硕士，曾先后主持了几代程控交换机的研发，而2001年出售安圣电气，也基本上是郑一手运作的。但此后，据华为内部人士透露，郑却一直身体不好，今年以来才逐渐康复，并恢复工作。
　没有人知道任是怎么思考这盘棋的，因为这棋只在任的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