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国内电信运营商“内外兼修”的考验

    政策的扶植以及行业垄断的特性，是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这些因素显然已不再构成它们可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国内电信企业走出去系列报道之(二)
　中国的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对进军国外电信市场正表现出愈为强烈的愿望。
　最新传来的消息是中国电信欲收购印尼第三大通信商Excelcomindo7%股份；而此前8月20日，中国联通集团刚刚通过提供设备和资金的方式，获得了未来持有罗马尼亚固话运营商——邮政电信公司(POS Telecom)29%股份的权利。如果算上“小网通”年初低价收购亚洲环电51%的股份，以及电信、网通去年9月获得美国FCC颁发的国际电信业务经营牌照，那么中国电信运营商“跨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构想已彰显无疑。
　毁誉参半的形象
　对于“四大”进军海外市场的决心，似乎并无太多人表示异议。但这同样不代表人们认为“四大”如今已具备了成为“国际级”或“准国际级”电信企业的素质。
　“四大电信运营商目前的‘国际级水平’更多表现在用户规模、网络设施这些硬性指标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若以企业管理水平、对用户的服务水平等软性指标而言，那么国内电信运营商离国际级电信企业的标准还尚有不少距离。”
　实际上，各界对中国各电信运营商的评价，多年来一直毁誉参半——一方面，中国的电信运营企业短期内“白手起家、迅速壮大，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电信服务的便利”是不争事实，而据悉，信产部前任部长吴基传还因此在国际电信行业颇受尊重；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运营商的批评自始至今似乎从未停息，这些指责围绕在“早期高昂的电话初装费、不合理的月租费、全球罕见的双向收费，以及种种不够透明合理的‘霸王条款’……”
　除了最终埋单的消费者，产业链上其他的电信企业，对高高在上的运营商也可是颇多感慨。一位曾任中国移动某部门经理，如今成为某电信增值服务商董事长的人士认为，对于整个产业而言，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的“四大”远未尽到其应有责任。在对记者谈及两种工作的不同感受时曾白开玩笑地说：“前者的特点就是你常常拒绝别人吃饭、打高尔夫的邀请；后者的特点就是你提出的邀请常常遭到拒绝。”
　而电信主管部门对运营商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互联互通”和“恶性价格战”，其中更以前者为甚。虽然顺利解决“互联互通”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但国内某些电信运营企业如今频繁制造“互联互通”障碍的行为已近乎猖獗。据悉，信息产业部于10月10日就此召开了“破坏通信设施和阻碍网间互联恶性事件情况通报会”，从通报情况看，某些地方上恶性阻碍“互联互通”的事件，已从设置技术障碍、割断对方企业电缆，升级到监控对方企业员工生活、威胁对方人员生命权的恶劣地步。
　质疑“国际能力”
　“带着这样的作风和企业文化走向国际市场，其前景如何真是让人怀疑。”申银万国的一位资深电信分析师认为，我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市场化水平、制度建设、管理水平上的前进步伐，远远赶不上自身在资金规模、网络设施上的前进速度”。
　而国际电信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的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则认为：中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步入国际市场的进程，实际从中国移动首次寻求在香港上市便已开始，只不过那属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1997年9月，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40亿美元。随后，我国电信运营商便纷纷前往海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2000年6月，中国联通公司的股票在纽约、香港同时上市，筹集资金56.5亿美元；同年11月，中国移动(香港)公司在香港、纽约增发新股并发行可转换债券，再次筹集资金75.6亿美元。2002年11月15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纽约、香港上市，募集资金约14.3亿美元。
　“国内的电信运营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方面解决了这些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不足难题，另一方面也促使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提升在国际化经营中的竞争力。”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朱金周认为，与早期政企不分的状态相比，国内电信运营企业如今各方面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
　但仅仅达到当前的水平还显然不能令各方面满意。
　“国际化经营的要求不仅意味着到海外上市融资、或者在当地开办一个海外办事处。”王煜全说，“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运营模式的国际化，而这些也正是‘四大’目前所急需的。”
　而具备国际水准的电信人才的缺失，也已经成为“四大”在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须解决的矛盾。
　“人才的国际化是电信企业实现国际化的关键所在。”中国电信集团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肖金学认为：“人才的国际化一方面是指引进海外的优秀人才，更主要的是本土人才的国际化。”
　在电信专家陈金桥眼中，这样的国际化人才至少应通晓国际和当地国电信法规，具备良好语言素质，高超国际交往能力以及出色的业务拓展水平。“但很遗憾，这种真正懂得国际电信业务的决策型人才目前在中国还几乎没有。”
　有关专家认为：人才缺失的背后往往是企业人事制度的缺陷；而人事制度又同国有企业在薪酬制度、业绩考核制度等多项管理制度上的缺陷紧密联系。
　体制难题
　“如果回顾一下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们能形成如今的整体规模，与这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性质是分不开的。”申银万国的这位资深电信分析师说，“作为一个资金、技术均较为密集的行业，我国的电信行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得到了多项优惠政策的扶持。”
　不过，该分析师同时认为：“过多的扶持政策也惯坏了这些企业的性子，培养了他们不良的市场行为，这反而又成了他们如今通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寻求发展途中的绊脚石。”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规制研究”领域的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也曾撰文指出：“为促进电信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许多电信管制政策均应作重大调整。”他以“电信资费管制”为例，认为该制度一方面在实践中已逐步失效，另一方面也往往成为消费者不满电信资费水平过高的重要原因。
　张昕竹提出：加快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之所以颇为紧切，便是因为这有助于各电信运营企业进一步打破垄断、加速市场化进程，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电信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业内人士对张昕竹当时提出的“七项管制改革措施”记忆犹新。其中便包括这位电信分析师：“许多人认为，电信运营企业如今尝试着跨出国门经营，会有助于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速度。但我很难相信一个机制尚未理顺，甚至依靠非法手段进行竞争的企业，如何能在别国市场取得竞争优势。何况哪个国家不对其本国电信运营企业予以各种保护。”
　“此外，如果在体制尚未理清的情况下提倡向海外市场扩展，则往往会成为对盲目投资行为的激励。而一旦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最终被证明是盲目决策失误，又该怎么办？这其中显然牵涉到了如何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