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通信业前途叵测 从业者应早做准备

　　他，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他，一家三代海外游学后回国效力的爱国者。

　　他，满怀爱国主义情操与对通信行业忧患意识的资深专家。

　　他，一位不断对电信运营商投出“投枪与匕首”的“鲁迅”式人物。

　　国内的通信产业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现有的运营商体制、产业的前景与变革，也都已经成为长期、反复关注与探讨的焦点。阚凯力教授，这位通信行业内倍受争议的人物，始终处在这一焦点的中心。出于对产业的忧患意识与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以其高深的学术背景与丰富的业务经验，不断向发展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发难。他的“敢说”、他的观点、他的词锋激烈，令其本人甚至被称作“阚大炮”。

　　阚凯力教授围绕通信行业的观点、思想，是行业内近几年来变革思潮交流冲突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通信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阚教授在解放生产力上的坚定态度，让他影响了他所在的这个领域。现在不少业内人士、专家学者都不得不重视他和他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了解阚教授对电信改革的看法，令受众更接近他本人，在近日举办的“2006 IP语音融合通信高峰论坛”上CHINA通信网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运营商将会消亡

　　记者：阚老师您好！您在前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到电信运营商现有体制将要崩溃、运营商没有前途，请问您的依据是什么？

　　阚教授：毫无疑问，电信运营商是要消亡的。电信运营商现有的所谓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全世界的实践经验证明是对的。电信体制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主题，不管中国、美国、欧洲都是如此。几乎没有一天主要报纸不说到电信的。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性的社会矛盾，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电信行业。

　　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医生，研究出一种药可以治疗所有的病、而且吃了以后也不会再得病。这种药品一旦发明出来，是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要失业了？进一步，如果医生发明了这种药，但是为了自己不失业，把它垄断起来，不给人民用，而且用它卖高价，用来取得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医生就不但没有功劳，反而变成人民公敌了。电信行业也是同样的，经过从6、70年代到8、90年代的电信技术革命，现在的电信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使用需要了。

　　电信技术无非两个：传输、交换。传输，光通信现在可以做到一根光纤上一秒钟传输速度几十个T但是实际应用中，在全世界范围最多用到几十个G，技术超前应用3个数量级。那么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每一个运营商都要建设自己的物理网，然后把住自己的物理网不给别人用。这样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资源的浪费，全世界都是如此。

　　交换技术也是同样，分组交换路由器达到几十个T，全中国7亿人口同时给另7亿人口打电话都根本用不了几十个T，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计算机对计算机用还可能，但现在是非常罕见的。

　　过剩的技术不能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原因在于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没有充分竞争而且把资源都浪费了，技术都积压了。就像前面的比方，医生把药攥在自己手里不给别人用，或者卖天高的价钱盘剥全世界全人类。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手段已经都有了，比如VOIP，这就把原来的物理网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模式给打破了。所有的运营商80%的收入都依靠语音，VOIP一推广，运营商不就没有了收入？

　　这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道理。比如，电信业的人讨论医生发明的那个药，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一拿电信业自己的问题来讨论就看不清楚了。为什么？不就是自己的利益么。关键是摆脱利益的束缚，客观地去看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没那么高深。

　　记者：按照您刚才的分析，如果运营商将VOIP这样一些技术手段和形式纳入他们的运行体制、经营模式中，是否能够维持目前的这样一种体制呢？

　　阚教授：不可能。为什么？社会上不管你是什么技术，要求的是物美价廉。运营商你自己做，要什么价格？有人比你便宜，消费者就用别人的。

　　现在电信的成本、尤其传输上的成本非常低廉。我在《3G与电信业的未来》中写到过，早在1996年横跨大西洋的海底光缆，每话路分钟的传输成本不到百分之一美分，也就是不到人民币的1厘。在这样的成本上，那就竞争吧。Skype等网络电话实现了这样的低价格，用户当然欢迎。如果运营商自己也这样做，消费者当然也欢迎。但是，运营商的收入是靠话音业务维持的。如果也像网络电话那样，你的收入向谁去要？你靠什么去维持几十万人的企业？IP和英特网的本质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没有给运营商留下位置，生产力不会受到束缚。因此，将来运营商转型最好的出路就是把物理网和业务脱离，变成带宽提供商和接入提供商。

　　移动运营商“死”得更快

　　记者：假设运营商体制将崩溃，会在几年内发生呢？

　　阚教授：这个事情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矛盾事实存在。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那么冲突、斗争就一天不能平息。

　　现在VoIP这么发展起来的话，很多朋友认为差不多五年到十年。而且现在运营商把宽带上网当作一个主要的增长点，那不是自掘坟墓么？以后用户直接都用Skype了。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物理网与业务的脱离，我看大部分还是针对固网运营商的，是否移动运营商将没有这样的忧虑？

　　阚教授：移动运营商将死得更快。固网运营商拥有的光缆是到各个楼的，以后起码可以做接入。

　　现在WiMAX、WiFi发展太快了，全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发展太快了。在硅谷地区开车一转，到处都是WiFi信号。国内来说，像北大清华已经全覆盖了，很多机关、办公楼使用的都是WiFi，北京和上海WiFi手机都在卖了。有关部门在北京市四环以内就测试出有1万多个WiFi热点。当然现在还是一些高端用户，但是逐步平民化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记者：在CHINA通信网的网友中有大量在运营商工作的朋友，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阚教授：我对我自己的学生说，你们毕业后找工作要远离电信业，尤其要远离电信运营商。

　　我告诉你泰坦尼克号是要沉的，并不是被我说沉的，是它自己非要去撞冰山，所以不要骂我。只不过我事先知道了，劝大家不要上这个船，这样说也是为大家好。已经上这个船的也不要担心，你比别人有一个天大的优势，因为你知道这个船是要沉的，而且过不了多久就要沉。那么这时候你要考虑两件事了，第一件事赶快找个救生圈、第二件事在找好救生圈后就找找船上的大钻石在哪里。

　　现在随着电信运营商的日渐消亡，巨大的生产力将被解放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大钻石。物理网和所有的业务都脱钩了，路与车、车与货都脱钩了，在这里就有无限的商机。在传输与交换零成本的情况下能发展无数新的业务，所以不见得要在运营商干一辈子。

　　比如现在有的机构组织国外的学生跨洋辅导中国学生英语，反正电话是免费的，甚至可以带视频。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一分钟十几块的国际长途费谁也花不起。现在只要两边把时差错好了、给点人工费就可以实现，甚至有中国学生反过来在辅导外国学生中文，是一种互助的性质。这样的业务在中国也已经很多了。

　　VOIP打中运营商要害

　　记者：在上3G问题上您持保守态度，而对于发展VOIP技术您似乎又比较激进，我对这点比较感兴趣，是否这也和您对运营商现有体制必须变革的观点一脉相承？

　　阚教授：市场经济的第一要素是需求，没有需求什么都没有，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比如电信比较有名的铱星，技术绝对是顶级的技术，但当时没人用，结果失败了。我反对上3G但是积极鼓励甚至鼓吹VOIP，就是从市场需求出发。 

　　从更深层次上，就是哪个技术代表先进生产力，哪个技术能推动打破现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打破这种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我就支持哪个。很显然的，3G是维护现在的产业结构、维护现在的生产关系、维护现在既得利益群体，而VOIP是来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帮助解放生产力的，两者完全相反。

　　记者：VOIP一度遭到冷处理、甚至遭到封杀，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阚教授：运营商封得住么？根本不可能。

　　首先、技术手段上就封不住。

　　第二、封杀VOIP不断遭到舆论的巨大谴责。

　　第三、现在实际上VOIP已经星火燎原了，在上海、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网吧、话吧。

　　这也是电信体制造成的。比如网通在北方各地的分公司为了完成任务，就在其它地方发展代理商到本地落地，这些VoIP经营者后面都有运营商背景。何况北方还有电信，南方还有网通，他们没有自己的市话网络，就是靠这个发展。

　　 所以现有的电信体制是封不住VOIP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前邮电部常务副部长朱高峰，连他都说电信运营商现在唯一的选择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是说，你不做VoIP，别人也会做。运营商做了以后是自杀，但你要不做，就会被别人他杀，反正是死路一条，死定了。

　　记者：那VOIP大规模商用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阚教授：信产部实际上是知道VOIP是挡不住的，但是如果立即宣布开放，一下就把那些大型运营商冲垮了。

　　1999年国内的IP电话规模还没今天的VoIP那么大，还不是成了既成事实？现在谁都知道VOIP推广得很快，展览会上很多企业都在大张旗鼓地做，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话吧、网吧，SKYPE欧元充值卡都出现在市面上了。承认既成事实仅仅时间问题，从地下走到台前也就是捅窗户纸的事。

　　后运营商时代做什么？

　　记者：面对您所做的分析，以及VOIP等IP技术对于现在通信市场的冲击，运营商应该如何正面应对呢？

　　阚教授：那就自己选择“自杀”还是“他杀”吧。我劝他们选择“自杀”。我所说的“自杀”就是运营商改变现在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转型做有线、无线宽带接入。自杀比他杀好，有可能糵槃。

　　1999年在IP电话的问题上，中国电信的态度就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坚决反对，即使搞了三家的试运行，年底总结评比的时候，无论是通话质量还是业务量都是中国电信最差，因为他想把IP电话拖住。过了不到一年看到IP电话实在拖不住了，就开始好好做了。与其他杀还不如选择自杀，与其市场份额被别人抢还不如自己抢了，自己抢起码还保住一点，总比被别人抢光了好。他们也在选择一个时机，到VOIP发展得不能再等了，他们就会自己干了。

　　话说回来，运营商也不见得吃亏，固网运营商可以向每个用户收宽带使用费、卖机顶盒、做无线接入像WiMAX和WiFi。他们现在每用户月平均收入（VOIP）也不过三四十元。如果提供所有的有线和无线宽带接入，把SKYPE等网络电话的话音业务也包进来，实行包月，即使每个月多几十元，我相信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肯定比现在的收入还要提高。

　　记者：刚才您也谈到，3G维护的是运营商的利益，它没有市场需求。但是有不少人同您的意见相左，比如认为从国内消费者的攀比心理分析，上马3G依旧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阚教授：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3G巨亏论早就深入人心。不要假设、不要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世界的实践和中国的实践都摆在这里。

　　现在有些人不服，认为3G可以赚钱、3G还有需求，冒出各种说法来，我都懒得回应。现在最迫切需要找到3G市场需求的是李嘉诚，他前年赔300多亿，去年赔了270多亿。我有一个建议：谁知道3G怎样赚钱，就把这个办法去卖给李嘉诚，至少可以卖几个亿。

　　一家三代的拳拳报国心

　　记者：阚老师，从您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您曾经在国外留学工作，拥有非常良好的事业基础，但还是早在80年代就回到国内工作。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阚教授：这有很多原因。首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我父母就是1950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当时还把我带回来了。第二，我在美国一直有一种感觉，美国再好，对自己也是一个五星饭店，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家。第三，从小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总希望有点事业、有点成就吧。80年代正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电信的需求很大。10多亿人口才两、三百万部电话机，这正是电信人实现梦想的最大舞台。我回来的时候电信行业正在策划起步，我搞研究战略、政策不是大好时机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从自己来讲也可以大有可为。至于钱，够吃、够花就得了，钱多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记者：听说您的孩子也回国工作，这是不是受了您的影响，或者您让他回来的呢？

　　阚教授：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要回来，我当然表示鼓励和欢迎了。他回来前在美国的毕马威（世界五大咨询公司之一）公司工作，在工作中对各国的情况总是不断地分析，分析下来也是觉得中国的发展比美国强多了。他从小在美国长大，也这么想，要克服的困难比我更多了。

　　记者：您当初回来有没有存在某些顾虑？

　　阚教授：一点都不存在顾虑。我79年有幸赶上我国第一批公派出国，86年回来。我在斯坦福大学还没有毕业前给总理写过信，关于我国通信卫星的方案。当时有人担心，怕我“捅乱子”。我想，我作为一个留学生，为国家考虑这个问题，有什么可担心的啊？再比如2001年的电信拆分，我对那个方案说过三句话，第一句是“百害而无一利”、第二句是“横拆不如不拆”、第三句是“这个方案是庸医杀人”。这三句话我在电视等媒体上说过多次。当时一些朋友劝我留心，怕我为此招来“事”。但是现在过了5年，不但公安部、安全部没找我的麻烦，连中宣部都没说要封杀我，我照样经常上电视嘛。所以说，我们国家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好了，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记者：目前通信行业有不少海归人士，您作为拥有共同经历的前辈，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

　　阚教授：当年肯尼迪对美国的年轻人曾讲过“不要总想着你能够从美国得到什么，而要想你能够给美国什么”。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要总是想中国能给我们什么，而要想我们能够为中国做什么。只要我们确实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了贡献，社会自然会给与相应的回报。而且，其中最大的回报，往往不是金钱，而是我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大舞台，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才能为人民造福了。像我父亲那个时代归国的人才，根本就没赚到多少钱，但是成就了事业，而这个事业确实是利国利民的，这样人活一辈子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