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学院10余名女大学生怀孕生子：求职有优势

　　北京一学院10余名女大学生怀孕生子：求职有优势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各大高校的就业季已经过半，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女生就业的形势更是“难上加难”。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所高校发现，女大学生求职时被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几成“必问”环节之一。很多学生发现在简历中注明“已婚已育”的女生就业成功率更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高校内的“研究生妈妈”越来越多，有的院系就有十几个女生在校期间生子，甚至生子现象向本科生蔓延。

　　求职时屡问“生孩子”问题

　　已育女生更受欢迎

　　近日，北青报记者探访了一场北京某“985”高校组织的校园招聘会，近百家用人单位在此招贤纳才。不少企业在挂出岗位要求时，频频亮出的“男生优先”字样让到场的女研究生很是沮丧。

　　一家药企就用一张A4纸注明，所需的“药物研发”、“药物制剂”、“药品注册”三个岗位需要男生。另一家招聘市场专员的文化企业摊位前，几十个女生排着队去投递简历并等待初面。该企业的面试官简单询问了一位女应届研究生后，突然问：“有男朋友吗，最近有结婚的打算？”女生略显尴尬地回答：“有男朋友的。结婚的事儿，要等我俩稳定之后再作打算。”面试官把她的简历放在了一边，一场不到1分钟的面试就这样草草收尾。

　　该女生走出来摇头对着同伴说：“又石沉大海，进下一轮多半没戏。”旁边的人一边安慰一边询问缘由。该女生称：“刚在我前面的女生，面试官跟她聊了得有十多分钟。我刚瞄到人家简历上标注着‘已婚已育’，面试官在简历上划了一个勾，明显感觉是已经有意向啊。”

　　走了一圈北青报记者发现，优先考虑“已婚已育”的女性成为不少中小企业在招聘女性求职者时的“潜规则”。“今天是研究生专场，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脸皮薄，所以我们没在招聘启事的岗位要求里直接写明‘已婚已育’，但社会招聘时，我们都会注明的。”一家企业的招聘人员直言不讳。

　　北青报记者随机问起多名女生，她们均表示求职面试时，被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几乎成面试的“必要环节”。“问最近的规划是什么，最近要不要结婚这一类都还是比较含蓄的。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民企面试还问起我将来是否会生‘二胎’，当时被弄得哭笑不得。”一位正在排队的姑娘说道。也有单身的女同学羡慕说：“我一位学姐读研期间结婚生子，毕业时轻松求职，堪称人生赢家，现在这样的研究生妈妈例子也不少。”

　　“找工作的时候被问到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 这是近日在北航的职业规划讲座上，一名女生的提问，近百位女生纷纷点头赞同，表示“都曾遭遇过棘手的问题”。 身为资深企业培训师的嘉宾刘治敏向北青报记者坦言，6场巡回讲座，每一所高校都有女生问起“生孩子”的问题。“二孩”政策也戳中不少大学生的心事，甚至有讲座现场开启了互动留言墙进行版聊，“生育这件事频繁被大家问起，这其实体现出女性群体的普遍焦虑。”

　　没生育险面临课业和经济双重压力

　　虽然已育的妈妈更好找工作，但现实中高校内产子对女生还是有很多实际困难。

　　没有收入来源的在校生要抚养孩子，首先要面临经济上的挑战。

　　北青报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人力社保局12333热线和高校的相关部门，目前北京的高校学生公费医疗并不包含生育保险，非高校集体户口的外地已婚学生要办《生育服务证》，需回到户口所在地。

　　这意味着，生孩子的医疗报销、给孩子上户口都要来回折腾。一位怀孕7个月的女硕士接受采访时说：“养孩子没有经济基础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我会选择回老家养胎生子，家里可以帮忙负担些。”

　　其次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在校生孩子学习和养育能否兼顾?

　　北京各高校实行的是学分制教学管理，一般3至4年的学业可以最晚6年甚至8年修完，学生可以通过申请休学的方式休产假。

　　今年刚拿到文学博士学位的小杉(化名)花了6年时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期间生了女儿，女儿身体比较弱，老是生病，老公也是忙于工作。既有经济压力，又有学业压力，我一边喂奶，一边看书，个中辛苦别人无法体会。”以前觉得有公婆帮忙带孩子会很轻松，“但是发现自己干什么都不在状态，毕业论文一拖再拖，最后只能延期毕业。”

　　还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将怀孕的消息告诉导师时，导师当时就“冒大火了”，但她非常理解老师的“愤怒”，“来学校深造，老师希望还是以学业为重，希望你能多读书多钻研。一旦怀孕生孩子毕竟会耗上小一年的时间，学术上该怎么要求学生?这其实是对整个科研和教学管理都提出了挑战。”

　　政府应采取倾斜政策激励雇主聘用女性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做过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用人单位因担心女职工生“二孩”带来用工成本增加，在招聘过程中拒不招聘或录用女性。

　　课题组对北京、河北、山东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调研发现，女大学生在求职应聘中，被问及是否独生子女或生育“二孩”的比例达到58.48%。

　　中央党校社会学博士南储鑫对此分析，就业的性别歧视实际上反映了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非社会化的矛盾。“‘一孩’政策下，企业对女性员工休产假带来的损失是可预期的，毕竟绝大多数女性职业生涯中只休一次产假，休完了就可以安心工作。但‘二孩’政策放开后，短短几年内企业可能要承受女性员工休两次产假的风险，一些中小企业出于用人成本考虑恐怕难以接受。”因此，政府应该采取配套措施，比如通过减少税收、资金倾斜等手段激励雇主聘用女性，约束、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今年刚拿到文学博士学位的小杉(化名)花了6年时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期间生了女儿，女儿身体比较弱，老是生病，老公也是忙于工作。既有经济压力，又有学业压力，我一边喂奶，一边看书，个中辛苦别人无法体会。”以前觉得有公婆帮忙带孩子会很轻松，“但是发现自己干什么都不在状态，毕业论文一拖再拖，最后只能延期毕业。”

　　还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将怀孕的消息告诉导师时，导师当时就“冒大火了”，但她非常理解老师的“愤怒”，“来学校深造，老师希望还是以学业为重，希望你能多读书多钻研。一旦怀孕生孩子毕竟会耗上小一年的时间，学术上该怎么要求学生?这其实是对整个科研和教学管理都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