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央视张泉灵和华为副总裁的辞职信令人深思!

　　生命的后半段，是否来得及从头来过。

　　从头来过不是否定，是敢放下。最难放下的还不是名利，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是思维模式。我想，我做好了准备，放下，再开始一次。

　　我今年42岁，1997年来到中央电视台至今也有18年了。人生从哪个角度算都过了一半。一切都算顺利。按通常的视角，功成名就。按通常的规划，还是最好的新闻平台，还是最好的位置，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初心其实未改。我的初心就是满足好奇心和不止于独善其身。

　　决心改变起源是虚惊一场。简单说，年初天天咳血以致医生怀疑我肺癌。排除了之后，倒促成了我换个角度去思考我的人生。如果，人生停在这里我并不遗憾，那么如果它还可以延续一倍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来填充它。我的好奇心应该投向哪里。

　　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特别关注互联网。

　　我开始慢慢理解一些全新的逻辑和想法。比如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 一些针对出租车司机的电台节目收听率下降，完全不是因为有更好的节目出现了，而是司机都在用滴滴接单就不听广播了。很像《三体》里，一句无情的话，我消灭你，和你无关。

　　总之，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积累了多年的知识和逻辑可以解释的。而它，毫无疑问在渗透进我习惯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开始有一种恐惧。世界正在翻页，而如果我不够好奇和好学，我会像一只蚂蚁被压在过去的一页里，似乎看见的还是那样的天和地，那些字。而真的世界和你无关。

　　有一天，我看见了一篇霍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莱昂纳德·蒙罗蒂诺合写的文章。文章的开头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

　　一群金鱼被养在圆形玻璃鱼缸里，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哪个更真实?在金鱼的世界里，由于光在进入水时发生了折射，在我们看来做直线运动的一个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在金鱼的眼中就是沿着曲线运动的。而如果金鱼足够聪明，那么，金鱼也可以在他们的世界里总结出一套物理学规律。虽然，这样的规律对于金鱼缸外的我们来说，根本就是胡说。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一个更大的我们没有观察到的圆形金鱼缸里呢?

　　其实，人生时不时的是被困在玻璃缸里的，久了便习惯了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高级的还能形成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洽。从职业到情感，从人生规划到思维模式，无不如此。

　　我突然觉得，如果好奇心已经在鱼缸外，身体还留在鱼缸内，心会混乱吧。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要离开我工作了18年的央视，去换一种视角看世界?

　　这时候，猎豹的CEO傅盛带我见到了一批中国和美国的创业者们，全新的思维方式，最前沿的想法，年轻的活力，尽管不成熟却一直向前冲的动力。他们像一群新世界的侦察兵，他们是未来。

　　多想，把他们记录下来。

　　多想，可以和他们一起成长。

　　这需要我重新建立一种更开放的学习心态，也需要一猛子扎下去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如何都不是，隔着玻璃可以完成的。

　　而跳出鱼缸，跳出自己习惯的环境，跳出自己擅长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而我，是否要去冒这个险?在我已经42岁的时候。

　　美国著名的投资人格雷厄姆认为，最适合创业的年龄在25岁。因为25岁时，人们拥有“精力、贫穷、无根、同窗和无知”的武器。这里的无知是创业者们根本不知道创业的前途有多么艰难，因而无所畏惧。而我，既没有25岁的熬夜能力，也没有随时把所有东西打包就能搬家走人的方便。

　　事实上我第一次提出要离开的时候，那些爱我的而企图保护我的人，都在坚决地说不。在这个年纪，从婚姻的角度，什么决定，都得是两个人的接受而不是一个人的痛快。和那些多年来给我机会给我指点的师长们谈起改变也总有一种内疚，说好的体制内宝贵的坚持，我没有走到底。

　　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我的好奇，在42岁还有的好奇。艰苦的挣扎也没有磨蚀的好奇。幸好，爱我的人只是因为想保护而阻拦，他们终究是爱我的，知道于我，浇灭好奇心，无异于谋杀。

　　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

　　我没有说服他们，甚至没有说服自己，这一步的跳出去我是安全的。最早离开海洋的生物，一定有一大批在肺进化完全之前灭绝。既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放下，失败又如何，不过是另一次开始。

　　人生最宝贵的是时间。

　　42岁虽然没有了25岁的优势，可是再不开始就43了。其实，只要好奇和勇气还在那里，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

　　所以，这就是我新的开始，紫牛基金的合伙人。而紫牛基金本身也会以创投界一种全新的方式起步。

　　希望路上，有你，同行。

　　很多人问她为什么辞职?她这么说

　　“我为什么改行呢?说说排队这事儿。

　　一个银行开了三个窗口，每个窗口排10个人，这时候开了一个新窗口，谁会最迅速的挪到新的窗口去呢?基本上是排在后面的，这就是创新总在边缘发生的原因。

　　因为混在中心混的好，改变就有成本，不舍得啊!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即使排在最后也不会挪动脚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习惯了确定的事情，排在原地他们知道多久会轮到自己，换个队伍万一新窗口不是真的开呢?万一新窗口的工作人员手慢呢?万一过去了还是最后呢?他们预期里充满了万一构成的恐惧。

　　其实说被人容易，我自己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克服这些恐惧，去面对改变。”

　　华为副总裁因家庭提出离职，

　　任正非苦苦挽留，结果……

　　华为现在能在20多年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企业奇迹，有其了不起的企业管理机制，利益分享的机制，还有数代华为人的努力奋斗。在华为，你首先是一个“华为人”，其次你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企业的利益与目标是放在首位的。任总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为了华为牺牲了很多。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样的理念，这里摘选了前华为副总李玉琢的《我为什么离开华为》和青年周末对他的采访，一窥华为的文化。

　　李玉琢：原华为副总裁，18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四通八年、华为四年半，他担任的都是副总裁。在利德华福总经理五年半，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变压器企业做成了行业第一。

　　“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李玉琢

　　青周：您在博客里说，您从华为辞职时，当时任正非劝你留下，你当时形容“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这样看来，您对华为的工作状况也是很不满的吧?

　　李：我离开华为当然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得知自己身体有问题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青周：您都受不了了，看来华为的工作制度真的给人很大压力。

　　李：我在华为工作时，华为正处于创业期，研发、市场建设工作都非常繁重，那时大家都凭着创业激情在干，也没怎么在意身体方面的问题。干过一段时间后，至少我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加班，巨大的工作、精神压力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在我看来，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家庭、不要健康的社会是危险的。

　　青周：太多人在底层为生存，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疲于奔命，连思考都没时间，何谈解压?

　　李：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华为提倡不要让雷锋这样的人穿破袜子，不要让焦裕禄这样的干部过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据我所知，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垫子，在华为很多员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华为还给员工较好的报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就是为了让员工们过上好日子。

　　李玉琢：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

　　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

　　没有一份工作是如你想象一般圆满的。

　　就像刘若英说，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能少去那些纠结、迷茫、徘徊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少想两百遍要不要辞职，然后花时间去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毕竟，无论在什么样的岁数里，成长这件事情，都是我们灵魂里一辈子的课题。

　　来源：VC/PE/MA金融圈(来源：综合自张泉灵微博、李琢玉博客、青年周报、掌上历史、人民论坛网、老笔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