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他从时间的潮水中冲来 | 商业科学家

　　1975年，越战结束，斯皮尔伯格推出了《大白鲨》(Jaws)。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狂欢和歌舞升平的年份，只有最敏感的人才会注意到一些潜藏在时代沉重巨幕下的新变化的蛛丝马迹。

　　就在两年前，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发明了以太网，利用线缆取代无线电传输网络，使得宽带数据的传输速度提高了千倍。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以太网络突飞猛进发展起来。

　　此时，在中国，高考制度已经中断了将近九年，工农兵学员群体之外的普通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的出路只有去工厂当工人。黄卫平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于是，根据当时的政策，他去了工厂。回忆起当世的情形，黄卫平告诉我，实际上他在工厂过得很开心，甚至已经做好了在厂里过一辈子的打算。

　　历史的巨轮总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无声息地缓慢转动起来，然后狂飙突进，使得每个人或无措或兴奋地行上不同的轨道。最初，黄卫平自己都没有意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究竟会是怎样，他被裹挟在历史的激流中。然后，经历过无数的沉潜起伏，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并能够自由勇敢地在时代的湍流向着理想的彼岸冲刺向上。

　　于是，黄卫平读了大学，继续深造，而后出国留学，成为大学教授。他在光电子和通信技术的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还创办了公司。他经历了光通信产业的黄金时代，也走过最低谷的羊肠小道。最终，他选择了回国，并成为海信集团的首席科学家。

　　处在命运转捩点上的不止是他一个人而已。

　　在这个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的大时代，成立至今将近五十年的海信也遭遇了起伏。如今，它试图用新的商业逻辑和2C+2B业务谋求未来的生机和机遇。

　　事实上，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城市智能交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全球最大的接入网光模块制造商。

　　在浩瀚的时间洪流之中，演变和新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些涓涓细流汇集冲刷重塑着其中的人和事。但在当下，并没有多少人知晓关注到这些隐秘的革命性力量。

　　如果命运无常，那就自己去看个明白。如果人生自有定数，那就去亲手扼住。

　　这便是人和时代的主题。

大潮

　　黄卫平所在的跃进电机厂是一个效益平平的“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工厂总共只有400多人，而他们这些刚从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就占了四分之一。黄卫平回忆到，大家当时对工作都不上心，只是表面应付各种大干口号。厂里一天三班倒，夜班从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值夜班的人往往磨磨蹭蹭干两三小时就浑水摸鱼。

　　“收获还是很大的，知道了现实不像想象得那么理想，学会了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面做点理想的事情。”黄卫平微笑着告诉我，在工厂的时候，他最热衷的就是排练文艺节目和体育活动，创作和演出了几个很受大家喜爱的作品。同时，也在师傅的指导下搞一些技术创新，但结果却未能达到预期。

恢复高考改变了数以百万计年轻人的命运

　　1977年，高考恢复了，消息公布是在10月21日，考试则在冬天举行。然而，黄卫平对此却并不热心。

　　最终，他还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开始了复习。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共有570万人参加，最终录取人数堪堪超过27万。领导和老师傅们鼓动着工厂里的年轻人去高考，在高考前的几个月里，他们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高考复习中间。即使在工厂里，这些如饥似渴的年轻人也在做练习和讨论习题。

　　黄卫平记得很清楚。

　　一位同事在冲床上把手弄伤了，在住院的两三天里，黄卫平去照顾伤者，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因为别人耽误自己的考试复习。这些年轻人没有课本，甚至没有纸，于是，他们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划拉着演算解题。有的报了学校里的补习班后，在工厂里习惯偷懒的他们开始通宵达旦地学习。

　　考完试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是家里的独子，父母要求黄卫平不能离开济南去外地上大学，于是，他把目标锁定到了山东大学、山东工学院和山东师范学院三所学校。他在工厂的师傅以前上过大学，给他推荐了电子专业。

　　最后，黄卫平在志愿上就选了三所学校的电子系。但他考完试感觉并不好，对结果也没有多少信心，找到工学院认识的人去打听结果，也的确没有被录取。他当时以为就这样完了，不料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到了。

　　“这个机会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上大学。”即将进入大学的黄卫平，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中学时的往事。

　　在济南一中读书的时候，学习并不是大家最关心重视的，他最重要的精力都花在了当学生干部、参加文艺活动和体育比赛这些事情上。但是，在他身边依然有在英语、拉小提琴和画画水平表现优异的同学。实际上，这些凤毛麟角的同龄人给了黄卫平不小的刺激，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暗暗自学英语。进入大学，这为他赢得了免修英语课的特权。

　　然而，没过多久，黄卫平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之前对电子专业不仅没有任何了解，在接触之后也渐渐的失去热情和兴趣。

　　“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做过。在实验课上装收音机，我连基本的整理工作都还没做好的时候，人家收音机都已经装起来了，我要花三天时间做好的事情，人家两三个小时就做好了，差别巨大。”黄卫平说这话的时候，看上去还颇有些心有余悸。

　　在班上，最年长的同学35岁，最年幼的只有15岁，每天晚上熄灯之后，这些大学新生们还继续热火朝天地讨论问题。黄卫平也很用功，第一个学期连一次电影都没去看过。到毕业的时候，黄卫平的平均成绩在九十四五分，然而这连全班前十都进不去，平均分在九十八九的比比皆是。

　　黄卫平很惶然。

　　对电子专业的兴趣越来越淡漠，他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自己喜欢的物理上。临近毕业，他自己也不清楚未来究竟要干什么，黄卫平之前甚至不知道“硕士”这个说法，百无聊赖中，他到了招生委员会去翻看研究生招生简章。山东大学电子系在当时并没有硕士招生资格，他将简章一路翻下去，翻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电子学”专业。

　　报考科大时，身边有人认为他报的志愿太冒险并建议报考难度低一些的学校，如果考研失败的话，山东大学当时给黄卫平留下了出国的名额，但父亲对此颇有意见，说到美国留学就是去“敌占区”。进退维谷之下，学校派人赶到了合肥去询问结果，结果，却被告知已经录取了。

　　“就好像先结婚后恋爱一样，慢慢喜欢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了选择就微调。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很多，但是我们那时候没什么选择。选了就往下走，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读研和出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事先都不知道。”黄卫平那时候并没有强烈的愿望和目标，在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一条路的时候，他只是跟随着主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门

　　刚到科大，和他报考同一个导师的同学就告诉他，他们的导师刚刚去世了，他不得不在没有任何指导老师的情况下上课，直到钱景仁教授接收了他。然而，他对学习经典微波兴趣不大，希望能够研究新兴的光纤和集成光波导理论与技术。他的导师很开明，同意和支持这个新的研究方面。

　　其时，中国科技大学充满着活跃和开明的气氛。虽然地处皖省，规模并不大，学生亦不多，大家对学校和自己都有着自豪和自信，而在黄卫平看来，领导和老师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黄卫平也终于开始认真听课和写作业。为了查文献资料，他和导师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从合肥去北京，到首都图书馆递上学校开的介绍信，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家里希望黄卫平回到济南，他本人也已经和山东大学联系妥当要去学校任教。但是，身边的同学都选择了出国，黄卫平的心底出现了微微的涟漪，身边的朋友也劝他留学，而他自己也对此怀着好奇。

　　在人来人往的潮流之中，黄卫平人生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未来要去往的方向，他终于不再只是随波逐流的点滴。

　　在学校系书记的鼓动下，他报考了 MIT。是时，专业排名第一的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一年只招收25名国际学生，而申请者却在七八百人之多。黄卫平的 GRE 和托福考试成绩并不出色，他同时还报考了几所其他学校，大都被拒绝了。

　　出人意料的是，机会最渺茫的 MIT 最后却录取了黄卫平。

　　是年为1985年。

　　在这一年，互联网历史上的第一个域名被注册，到了年底，数量已经超过2000个。同年，MIT 翻译出版了小林宏志博士的《电子计算机和通信》(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这位日本 NEC 集团主席提出的 C&C 理念认定电脑和电信产业最终将实现融合。

重洋

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大穹顶建成于1916年

　　除了国家支付第一年昂贵的学费之外，黄卫平每个月能获得国家提供的四百多美元生活补贴，然而，对这些留学生的用度这笔钱相当捉襟见肘。一些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每月的补助和这些留学生相当，而他们往往还要在归国时带回所谓的“八大件”，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

　　在波士顿，一个人房租每个月大约需要350美元，中国的留学生不得不瞒天过海几个人合租来应对房东。黄卫平的运气不错，通过科大老师介绍的关系，他找到了一处每月只要150美元的房子。经济上的窘迫接踵而至，在银行开户的最低存款额是1000美元，中国留学生往往彼此互相凑钱开户，然后再把钱转出来还给同学。

　　刚到异国，黄卫平找到了其他的留学生，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告诉他课程很难。

　　第一次考数学时，对自己颇有信心的黄卫平三道题仅仅做了一道半而已，一考完试他就心如死灰，并立即找到在别处读书的同学索要申请材料，他告诉对方，我在这里读不下去了。最终，他考了60多分，高于平均分，黄卫平才终于镇定下来，然而，让他难忘的是，当时还有考到满分的同学。

　　“开始的头一年就处于随时都可能会崩溃的状态。”那一年从大陆去 MIT 的留学生一共有三人，黄卫平回忆到，现时海尔 CTO 赵峰当时学习很优秀，而他和另外一人则如同难兄难弟一般。

　　经历了在科大的磨砺之后，黄卫平对 MIT 的学习氛围体会更加深刻，他的同学中不乏百里挑一的天才式人物，而所有人都努力认真地投入到了学习之中，每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并为之殚精竭虑。经过最初的不适应和追赶之后，黄卫平终于渐渐对学术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

　　黄卫平在 MIT 的导师是赫尔曼·豪斯(Herman A. Haus)，见面之后，这位之后获得美国光学协会弗里德雷克·艾夫斯奖章(Frederic Ives Medal)和国家科学奖章的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场在黑板上给他出了一道题。黄卫平花了一晚上时间解出了答案，豪斯教授大喜过望，随后很快就写出了一篇论文，就此，两人开始了学术上的合作。

　　通过学校的专业考试时，黄卫平的论文也写完了，此时，豪斯教授获得了去剑桥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按照 MIT 的规定，每一个学生需要选修和专业无关的副课，在别人的建议下，完成学业并且没有导师管教的他选择了去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读 MBA的有关课程。

　　“对我们那些家庭出身的人而言，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如何罪恶，金钱如何铜臭，完全就不知道商业是怎么运作的。像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商业经验、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就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听他们讨论，就感觉很新奇。”读完 MBA 课程，黄卫平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许更适合做学术研究。

　　1989年，黄卫平博士毕业了。对美国当时的状态有些失望的黄卫平最后选择了北上到加拿大去，在滑铁卢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专业获得教席。不到7年，他就从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升到了教授(Professor)。

　　在学校做研究，不可避免地和工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去日本 NTT 做研究时，对方实验室主任提出要买下黄卫平论文里的算法。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的，回到学校他询问了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才知道和北美学校的规定不同，滑铁卢大学的知识产权是归研究者个人的。

　　问过 NTT 后，得知对方的预算有10多万美元，于是，在一九九五年，黄卫平和自己的学生和同学一起创办了阿波罗光子(Apollo Photonics)公司。

　　而就在4年前，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Al Gore)在《为地球村打造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for the Global Village)一文中提出了“信息高速高路”的概念，并指出，1000亿美元的联合投资足以使光纤铺设到家家户户、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工厂、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图书馆和医院。

　　和铜线传输网络相比，光纤通信具有超高速、大容量和长距离传输的优势。

　　波分复用技术(WDM，Wavelength-Division Multiplexing)是光纤网络传播的核心手段。它能将若干载有信息但波长不同的光信号合成一束，通过单根光纤传输，在接收端再将光信号分开。它可以同时在一根光纤上传输多路信号，每一路信号就是一个波长信道。如果一个波长信道的通道间隔是0.4nm，而一根光纤则是400nm，如果每个波长信道的数据传输量是40Gb，那整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则高达40Tb。

　　对正处于方兴未艾前夜的互联网，光通信技术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出现了剩余，于是，这部分资金被投入到了光技术的研究中去，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负责将资金分配到各个大学和公司来支持他们的科研活动。

　　光技术研究风潮迅速从美国扩展到日本，NTT、KDDI、富士通、NEC 以及古河、住友等公司也参与到其中，而在欧洲， BT、德国的 HHI、法国电信以及西门子、飞利浦、阿尔卡特等亦纷纷投身光行业的研究推广中。

　　1980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问世极大地增强了产学研三方面的合作，加快了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而在1996年，新的《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问世，则进一步推动了电信产业的良性竞争，同时推进了通信技术的快速部署。

　　在上述动力的影响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光通信行业增长势头一发不可收。

光通信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趋势

来源：研究

光通信行业在商用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趋势

来源：研究

　　仅仅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波分复用技术的研发和实用就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传输速率的提升甚至突破了摩尔定律的预设。OFC 是全世界最大的光通信行业学术大会和产品展会。投资对该行业趋之若鹜，涌入的大量资金又进一步刺激了行业的跃升。

　　JDS Fitel 公司在1994年6月的股价还只有8美元，一年后，这家光通信设备厂商的股价就增长到了20美元，到1996年6月这家公司进行2:1股票分割后，股价继续飞升到了70美元。后来，JDS Fitel 同 Uniphase 合并组建了 JDSU。

　　JDSU 是当时最受投资者欢迎和追捧的光通信公司，从1999年7月起的不到8个月时间里，它又进行了三次股票拆分，仅仅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814%。

　　在光通信行业一片大好的形势下，黄卫平和他的公司也好风凭借力成长得有声有色。

　　阿波罗成立后的几年间，和美国公司 Nanovation Technology 合作颇为紧密，后者的 CTO 曾经和黄卫平一起在 MIT 读书，他希望买下老同学的知识产权，却遭到了拒绝。于是，这家公司转而在1999年将阿波罗收购。

　　公司被买下后，黄卫平去了总公司所在的芝加哥，然而，只是走马观花就已经让他大吃一惊，尽管已经融了很多投资，但是，直到买下他的软件之前，这家公司却没有任何实际产品，几乎全都停留在概念阶段。尽管如此，黄卫平还是请了假去芝加哥担任 InP 业务单元副总裁。

　　到2001年，光通信行业发展到了最辉煌的顶峰。

曾经风头一时无两的JDSU最终结局惨淡

　　从1999年11月开始的十四个月里，JDSU 先后以28亿、150亿和140亿美元的的代价收购了 Optical Coating Laboratory、E-TEK Dynamics 和 SDL 三家公司——事实上，在2000年中时，风头正劲的JDSU 甚至传闻要以410亿美元的天价和 SDL 进行合并。

　　但是，没有人会料到，在互联网泡沫之后，一轮新的泡沫正繁花似锦一般堆积膨胀，默默地等待着遽然炸裂的时机。JDSU 首当其冲，这家公司股价最高时曾经达到153.44美元，到了2001年年底，其股价缩水接近94%，公司员工也从将近3万人裁减到5000多人。

　　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袭来，这一年，整个行业盛极而衰，迎来了大崩盘。

　　泡沫爆炸时的幻灭和怅然，黄卫平是体会最深切的人之一。

暗流

　　“资本市场历来的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 两者之间还是不稳定的，突然就从贪婪变成了恐惧。当时，基本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公司都破产了。”黄卫平如是说道，在光通信行业陷入大衰退的2001年，Nanovation Technology 也破产了。

　　在创办阿波罗之后，他转到了加拿大名校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担任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院的教授。虽然可以继续回到象牙塔内安身立命，但是，黄卫平并未丧失对产业的关心，他坚信已经相当成熟的光通信技术不会因为行业的陆沉而永远被湮没。

　　怀有相同看法的，还有另外一人。

海信成为2016年欧洲杯顶级赞助商

　　他和黄卫平出生于同一年，以老家而言，他和黄卫平之间的距离相差不到几十公里，以学校而言，黄卫平比他早入山东大学半年，以成长经历而言，本科毕业后，黄卫平选择了负笈深造，他则直接进入了青岛电视机总厂。

　　到了1992年，黄卫平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而他则成为厂长。两年之后，青岛电视机总厂易名海信集团，周厚健的头衔亦从厂长变成了董事长。

　　2002年，以有观测的气象记录而言，是自1880年到当时为止100多年里全美气温第二高的年份。然而，在这一年，光通信产业已然进入一片凋零的冬天，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既是最热亦是最冷的年头，周厚健到了美国，并和黄卫平在风城相遇了。他同意同乡及同学的判断，并且决定一起成立合资公司 青岛的海信光电科技公司和美国Ligent Photonics Inc，正式进入一个对海信来讲全新的行业和领域。

　　“当时不仅是行业的风险，我们几个人就只有一张嘴，什么东西都没有，成了团队的时候，就是商业计划和对未来的预测，然后说需要多少钱，其中一部分钱还要投到美国去做研发，在当时的大环境里是很难很难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黄卫平亦觉不可思议，此前，海信一直是以面向消费者市场的电视机、冰箱等产品闻名的。此时，光通信产业和海信的商业逻辑无疑南辕北辙。

　　公司成立后，首先主攻的是国内市场，然而，效果并不乐观。此时，日本的光纤到户(FTTH)市场已经饱和，他们只好又绕回了美国市场。黄卫平一边在学校工作，一边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公司中的商务、研发等事务中去，周厚健戏称他是“半工半读”。

　　但是，寒冬的阴霾还笼罩着整个行业，势单力薄的创业公司情形尤其惨淡。

　　“一开始设想很好，然后发现现实很残酷，一些产品线也没有达到预期，有一段时间自己都怀疑还能不能做下去。很多人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公司能做下去了。”黄卫平平静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势。

　　新公司成立的前三年没有任何销售成绩。直到2005年，他们才终于有了第一个客户阿尔卡特公司。这时，光纤到户市场开始在美国发展起来，阿尔卡特提出的产品没有合适的芯片，供应商反响寥寥。已经处于生死边缘的 海信光电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经过了反复的尝试，竟然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这家公司终于死去活来。这之后，他们又拿到了其它公司的订单。每年仅仅是阿尔卡特就为他们创造了六七百万美元的销售，一年下来，他们的营收能到千万美元以上。

　　然而，命运再次和黄卫平开了个极具黑色意味的玩笑，公司事业刚刚走上正轨后不久，拯救海信光电于水火之中的阿尔卡特就让它陷入了绝境。

　　公司当时有一个台湾供应商，而后者本身又有个供应商。黄卫平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在架屋叠床的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纰漏最终都将在成品上引发灾难性的结果。

　　阿尔卡特的产品出现了问题，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追溯到供应链环节，等到调查到这一步时，他们告诉 黄卫平后果会非常严重。当时黄卫平只身一人去和阿尔卡特协调，对方大大小小的领导严阵以待群起而攻之，要求他们赔偿超过2000万美元。

　　这意味着黄卫平将面临第二次公司破产的结局。

　　这毕竟是黑色幽默。黄卫平他们调查后发现，情况并不像阿尔卡特声称的那么惨重，最终，批次性产品事故并没有出现，整个赔偿下来只有10多万美元。

在十年时间里，光纤到户市场在美国发展迅速

来源：报告

　　在2001年时，FTTH 用户在全美只有5500户，而到了2011年初，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700万。从2006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具备光纤接入能力的家庭在全美的比重从3.5%上升到了18.2%，而已经接入光纤的家庭的比重则从0.6%上涨到了6.2%。

　　继美国市场之后，中国的光纤到户市场也开始崛起。借助于美国市场的技术积累和产品优势，海信在国内的市场开始做得有声有色，销售规模很快超过了一亿元。

　　此时，黄卫平和周厚健都曾经相信并一直坚持的光通信产业重振不止在美国上演，同样也在中国开始渐渐浮现出新气象。

　　上溯到2001年，中国政府就在“十五”计划纲要里首次明确提出了“三网融合”来“促进电信、电视、互联网三网融合”。五年之后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次指出要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到了2008年，通信运营商重组方案出台，形成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并存竞争的格局，次年，三大通信运营商开始启动“光进铜退”战略。

　　在2010年，运营商开始实施100万的光纤到户试点工程。工信部则下发了《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发展”。

　　到了2011年，中国电信 PON 集采1900万线，价值达到25亿元，中国移动招标 PON 800万线，规模达9亿元;中国联通的招标则高达2500万线，其规模高达25亿元。在政府和运营商的大力推动下，到了这年年底，中国 FTTH 覆盖用户已经超过4500万。

　　此时，黄卫平在学校里不仅承担着加拿大最大的光纤到户研究项目，还要带领学生研究学习，但结果却又并不理想，同时，又要负责公司的事情，这已经是不小的负担。而且，他还要充当连接海信和光通信产业研究应用的枢纽，每年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往返。

　　黄卫平告诉我，他当时终于有些力不从心了。这时，周厚健邀请他到海信集团担任首席科学家。

　　20多年前，在别人的劝说下放弃回国的黄卫平，这次没有多少犹豫，终于回家了。

深海

　　2011年5月，海信集团提出了“智能战略”。这家公司将这一年视作智能电视的元年，随后推出了全球首款个人智能电视 I'TV。而早在十年前，这家公司就已经推出了 HiCon 自适应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以此涉足到智能交通领域。

　　来到海信后，黄卫平才开始清楚周厚健当年对光通信投入信心的原因。

　　“就是讲怎么做研究，讲创新是怎么回事。有很多创新本身，因为市场的某种特殊需求和技术的特点，和现在的体系可能会有冲突。”黄卫平回忆，一开始，他受命在公司组织了一个创新俱乐部。

　　海信的前身最早成立于1969年，此时距离海信电视被评为中国名牌也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而第一代青岛牌的彩电面世则在1984年。海信是国内最早尝试将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和消费类电子(Consumer Electrics)三大品类产品融合的公司之一，甚至早在2002年就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互联网电视。然而， 这些创新实践最终无一例外以偃旗息鼓收场。

周厚健和海信亦曾站在十字路口面临选择

　　这样一家成熟而成功的大公司，实际上也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创新者的窘境的困惑。

　　在2011年时，海信电器公司的营业收入为235亿元，同比增长10%，净利润为16.89亿元，同比增长102%。到2012年时，该公司营业收入为252亿元，同比增长逾7%，净利润则同比下滑超过5%。至2013年，海信电器公司的营收超过284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2%，净利润同比下滑近2%。

　　中怡康的数据显示，在这三年里，海信电视在中国电视市场上的销售额占有率分别为13.99%、14.84%及15.15%。

　　很显然，自2004年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第一之后，海信传统的电视业务增长实际上已经渐渐触到了它的天花板。为了从大企业创新困局中突围，海信选了两张王牌。

　　一是创新。

　　创新俱乐部试图以一种务虚的态度在企业的风气和思想里注入创新的因子。黄卫平还负责创建了海信重点实验室，从实务的角度来推动创新落实到应用层面。海信的激光电视实际上正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其提出研发到面世更是经过了十年之久，其间遭遇了诸多质疑和失败，最终在周厚健的直接支持下才得以上市。

　　黄卫平深知进行颠覆式创新的难度和可遇不可求，所以，他更加注重从持续创新逐渐叠加累积最终实现突破和颠覆。他评价说海信的激光电视就是利用颠覆性技术来实现持续创新。

　　开发智能电视的经验更加有趣，这时的海信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传统的硬件企业，在花费大量精力和投入之后才渐渐把自己在软件方面的短板弥补上。而将硬件和软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结果便是，整个商业价值链条被大大延伸，产品的商业模式从出售硬件产品变成把消费者视作新的资源和机会，并以之来实现价值增长。

　　这种思路从电视扩展到空调、冰箱等产品上，而用户应用场景不同，又促使海信不断优化软件和服务，持续挖掘新的价值增长点。于是，生态的理念自然而然浮出水面并在海信的产品体系里自发贯彻下去。

　　事实上，周厚健认为对企业创新最具有挑战的问题是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做出权衡决策，而且做出不变的决定往往要比拿出变化的决断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判断。

　　“产品还是基础，海信还是一个产品公司。基础不能变，那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变了就不是我们了，我们就很难想象自己是什么样子。所以，转型不意味着海信一定要变成互联网企业才能生存下去，海信可能还是制造和产品。”黄卫平这样告诉我。

　　“智能化”转型是海信的另一张王牌，也是其转型的核心和关键。

　　海信集团的产业布局有四端，在地产、金融贸易服务之外，其余三个板块包括家电产业、多媒体产业及 IT 智能系统，这三大业务线实际上又对应着海信智能化转型中的从智能家居外延到智能社区再深入智慧城市的商业逻辑。

　　这套商业逻辑又是建立在产品和技术的基础上的，电视、冰箱等面向消费者端和面向大客户的交通、医疗等智能产品是海信智能模式的最外环，硬件产品在不同使用场景下满足客户需求。支持和优化用户体验的则是服务及运营，完善的软件和内容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智能硬件的优势，而这构成了海信智能战略的次内环。

　　最核心的一环则在于承载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设施。

　　“在互联网之后，全球信息化架构现在正在经历下一轮的更新换代。它的出现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出现新的终端设备，出现新的解决方案，出现新的商业模式，这个 infrastructure 估计在未来五到十年里就会完成。我们应该花时间来研究未来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消费产品究竟是怎么样的。”即使说到如此恢宏的叙事，黄卫平依然不动声色。

　　周厚健和黄卫平设想，未来云计算、物联网等必然依赖光通信技术产品来支持其超高速和海量的信息处理传输要求，这意味着，光通信将会成为下一个互联网时代最底层最基础的产业。如果海信能够在这个产业中占据立足之地，能够深度参与到这个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架构中去的话，那么，也就拥有了对这个架构下应运而生的终端应用产品服务的更深理解和更大话语权。

　　谁拥有现在，谁就拥有未来;谁占据底层，谁就占据最上层。对海信而言，这是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时代唯一能够自保自立自强的机会。

　　于是，光通信成为海信未来商业布局中最重要的一子。

　　从2002年组建合资公司到2013年黄卫平来到海信再到今天，海信光电业务经历了整个产业从低潮逐渐复苏而后振兴的全过程。

　　以产值比较，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公司的2016年的收入为45亿人民币，全球最大的光通讯器件企业菲尼萨(Finisar)几乎是它的两倍。以光模块产量而言，海信已经是该领域里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其规模超过2600万块，而菲尼萨的产量为1200万块。事实上，让黄卫平颇为自得的是，生产这些光模块，海信的工人只有3000多，而菲尼萨的劳动力则高达一万人。

　　但是，形势并非一帆风顺。

　　“我们开始失去当年创业的时候认真去听市场和技术的声音的态度，听了之后不是嘴上说我要弄就算了，而是要去做提前布局。我们公司并不大，这几年却丧失了这样的一些活力。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公司重新回到了初创阶段。”谈起最近公司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黄卫平缩起身子，靠在椅子上，一脸严肃。

　　很早之前，他们已经意识到云计算市场的潜力，然而，在习惯了传统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兴等的标准化和制式化产品之后，这家公司对 Google 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的定制化产品要求不够敏感，恪守不变策略使得他们在数据中心产品市场方面行动迟缓。

　　目前，海信宽带已经在数据中心100G产品方面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利用自身的光芯片和混合集成技术，公司正在全力开发下一代200G和400G的产品。另外，海信在下一代5G无线基础设备光连接、下一代光纤接入网(如10GPON、NGPON2和WDMPON等)市场所需关键光模块技术、产品和市场推广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016年，海信官方的数据显示，这一年，B2B 业务收入在海信集团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为26%，利润占比则高达39%。同年，Amazon 2016财年云服务营收超过了122亿美元，而阿里巴巴的云计算业务在2016财年的营收达到30.2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37%。

　　在这一年，从六月起的两个月中，纳斯达克光通信产业中的14支股票累计上涨了49%。到了十月，在其追踪的197个行业中，IBD 将光通信组从半年前的95名提升到了第3名。

　　“我们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都需要时间来验证，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去试错。”黄卫平坦然说道。

　　在早已经过了知天命年纪的时候，黄卫平终于再次拥有了去选择和犯错的余地和机会。

　　而这样的机会不止属于他，同样属于一个公司和一个时代。

　　(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胡勇)